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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一号病人身世成谜

关于零号病人的直接调查，一度陷于停滞。

外界只能另辟蹊径：一方面通过科学界的论证否定了病毒人工编辑的可能，另一方面，石正丽团队，管轶团队的独立研究也从基因学的角度揭示了云南中华菊头蝠和马来穿山甲与新型冠状病毒之间的进化关系。

但这些证据都很弱，我们仍然无法依靠它们推断出新型冠状病毒在人畜共患阶段，到底在哪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异，从而带来了病毒不可逆转的爆发。

直到2月18号，BBC发表了一篇重磅采访。这是病情爆发以来，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正规媒体得到的关于零号病人的报道。

或者更确切的说，我们应该叫他“疑似一号病人”。因为，BBC的采访文章里明确提到： “一名曾参与救治目前公众所知的首例新冠病患的医生对BBC说，这名病患是一名70多岁患病在家的脑梗塞患者。” “他住在离海鲜市场四五站（公交站）远的地方”“而且因为他患病，所以基本上不出门。”

出于对患者个人信息保密的目的，被采访者拒绝透露老人的姓氏。

我们好奇的是，一位患有脑梗塞和老年痴呆的70岁的老人，长期呆在家中，是如何感染到病毒的？ 亲戚朋友传染？还是在家里接触了野生动物？ 明确的是，他没有去过海鲜市场。 而且，发病时间是12月1日，比此前官方披露的12月8日早了一周。

但这并不出人意料，因为收治新冠肺炎重症病患的武汉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等人1月24日在《柳叶刀》上发表的论文当中，就提到了同一个日期。

这篇论文当中提到：“该病患的家人在其发病后，均未出现发烧或呼吸系统症状，其与后来的病人间也没有发现流行病学联系。在前四位发病的病人里，有三位都跟海鲜市场没有关系。而在早期的41例患者当中，确定有14例没有接触过华南海鲜市场。

也就是说，这位老人在他发病10天后，才另有3人出现相关症状，其中2人也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

而来自金银潭医院的被采访人吴文娟主任，就是这篇论文的作者之一。据BBC记者采访披露，这位老人病患在发病后，先被送入武汉市的另一家医院，但随着病情恶化，12月29日才被转入金银潭医院。当时，黄朝林和吴文娟都在现场。

BBC记者汪宜青采访披露的两个关键问题颇具深意：

 对于这名长期居家，且从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的患者为何能感染上这种新被发现的病毒，是否可能有其他感染渠道？  首例被确诊的老人是否有亲属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或华南海鲜市场相关？

对此，吴文娟的回答分别是：

• “你问的，正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 现在“不能下结论”。

吴文娟主任均没有给予正面回答。 可疑问在于，官方很早就宣称，海鲜市场是病毒的疫源地，病毒来自野生动物。 为什么吴文娟主任却给出了不同于官方的的模棱两可的信息呢？

既然老人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柳叶刀》的论文）。 那么老人要么是在家中接触过野生动物，要么老人是在家中被人传染的。 记者提出的问题的意图，就是想摸清，老人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零号病人，或者，是一号病人，或者，只是一个普通病例。

既然吴文娟主任给出了和官方不一样的说法，并带有一丝回避的意味，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变相的默认呢？

而记者的问题只提到了海鲜市场和武汉病毒所，但文娟主任却选择了“默认”。这个回答是否可以理解为可以排除海鲜市场这个选项，锁定病毒所呢？

不见得。

我们意识到，虽然武汉病毒所深陷阴谋论的指责（比如怀疑石正丽团队的人工制造病毒，比如黄燕玲导致了病毒的泄露等传闻），但外界并未掌握任何确凿的证据。在这个大背景下，BBC记者必然会提到武汉病毒所这个敏感的地点。

而吴文娟主任的回答也是合情合理的——毕竟她不是武汉病毒所的人，没有义务替病毒所去澄清或否定这个对她来说看似无关的质疑。

除非掌握事实，否则我们不应该过度解读。

吴文娟主任如果直接了当地回答病源来自海鲜市场，是一个绝对不会犯错的回答（正如官方宣称的那样，即便与论文的结论冲突），即便患者没有去过海鲜市场，而是患者的亲人或朋友去过海鲜市场，并将病毒传染给老人，也不影响这个官方定论。但她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海鲜市场，而是选择了回避。

而这个选择性的回答，虽然无法给病毒所“定罪”，但至少让我们更坚信了，这位病人与海鲜市场并无关联的论断（正如《柳叶刀》论文所指出的那样）。

但是，吴文娟主任的回答，并没有解答自己本该有责任澄清的问题。 了解这位老人的流行病历史，并不是一个艰难的课题，为什么老人从12月29号入住金银潭医院以来，他的活动接触史至今都没有披露？

吴主任不可能不清楚这些信息对流行病研究的重大意义。如果第一时间就能够锁定病毒的动物宿主，或者与他接触过的“零号病人”，我们也许就能够在黄金时间掌握病毒的特点，从而抑制病毒此后的灾难性爆发。

是因为这个调查很难做么？ 要知道，这就是做个家访，而不是一个高深的科学问题，并不需要患者或者他的家属懂得任何医学常识。

《柳叶刀》的论文曾披露后续患者与这位老人没有接触史，可见论文的作者们一定做过详尽的流行病学调查，但却唯独对这位老人本人的接触史避而不谈。因此我们有理由质疑，吴主任了解内情，但她却选择性地沉默。

更大的疑点在于，如果吴主任完全想隐瞒患者的情况，却又为何在这次采访当中，避重就轻地主动谈及了这位患者的其它情况（而且还如此详细：年龄，脑梗塞和老年痴呆的病史，家离海鲜市场四五站地，基本上不出门）呢？要知道，这个信息反而是一个对隐瞒患者流行病接触史不利的信息。

任何人都会推理出，在家长期卧床的病人怎么可能会是零号病人呢？公布这样的信息出来不就是认定存在海鲜市场之外的病毒来源么？吴主任必然知道披露这样的信息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即便老人不是零号病人，他也是已知的最接近零号病人的人，为什么不再接再厉，做详尽的调查呢？

因此，吴主任并不想披露对病人田野调查的已知结论，但却暗示了病毒来自海鲜市场之外这一信息。吴文娟实名接受外媒采访，院方是一定会签保密协议的。而这一表态，我们又该做何理解呢？

有研究显示，早期8个病人身上分离出来的病毒样品中测到的基因序列几乎是一致的——这可能意味着几个人同时感染了病毒，而不是一个人传染到了多个人——病毒似乎只有一个来源，但从发现开始就已经呈现多源性的特点，而海鲜市场似乎只是病毒爆发后的一个取样点而已。

这也和黄朝林院长的判断一致，此前在接受**媒体《财新网》采访时他曾表示：“从现在整个发病情况来看，海鲜市场已经不是唯一的暴露源……其是多源性的，”。但他认为，该病毒有较大可能依然来源于野生动物。

以上的推理，我们已经从多个消息来源当中，几乎一定肯定和确定，海鲜市场并非此次病毒出现的源头。必有其它来源，而这个来源是哪里，必然有人掌握了线索，否则某些知情人避而不谈的动机在哪里呢？

基于这个判断， 我们继续追问：这个其它来源到底是武汉病毒所泄露，还是海鲜市场之外的野生动物呢？

这就要诉诸科学界的证据了。 在此前的两篇文章当中，我们已经从技术的角度详尽地剖析了病毒的可能来源。 由于缺乏直接证据，我们只能通过排除法来进行过滤。

不再赘述，现列举结论如下：

• 病毒不是来自人工基因编辑（发现了新冠特有的RBD基序天然携带者马来穿山甲，和关于Furin裂解位点和O-聚糖的研究，以及突变氨基酸与核苷酸比例，无内切酶位点，定点突变而非拼接片段等多个证据） • 病毒由人工干预从生物体外培养的可能性也很小（比如找到合适的前体病毒，比如O-聚糖的出现通常需要免疫系统的参与） • 病毒在实验动物体内定向培养是有可能的，但条件也很苛刻（实验物种具有极高的种群密度，从而让自然选择迅速发生，以及宿主需要具有与人类同源的ACE2基因） • 已知的舟山/云南蝙蝠（石正丽团队），马来穿山甲（管轶管队）体内发现的冠状病毒并非此次病毒的来源（它们与新冠病毒之间还有几十年的自然进化距离，而新冠病毒的出现是近期发生的）

从访谈的推理，结合科学证据，我们可以推断出以下两种可能：

1.武汉新型病毒是与蝙蝠冠状病毒有关的自然冠状病毒，不是重组病毒。 2.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一种近期才出现的重组病毒，来自自然重组或人工诱导。

这就是说，不管病毒是否以及如何重组，在病毒进入零号病人体内之前，必然存在一种目前公共未知的动物宿主携带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直系高度近似毒株（野生动物或是实验室活体标本？）。

推演到这里，我们只保留了最大可能性的选择，但结论却已经很弱了。要知道，每经过一层推理，结论的可靠性就要打一个折扣。但这个推演还是有必要的，因为这可以窄化我们的选择，让我们在值得关注的方向上投入精力寻找证据。

的确，在这个猜测的方向上，我们确实发现了更多的疑点需要解答：

首先，关于黄燕玲的传闻，石正丽教授曾对媒体公开说：（武汉病毒所）无人感染。然而，石正丽是搞科研的，不是HR或PR，她为什么要出面为病毒所发声？黄燕玲本人既然无恙，为何不直接出面面对媒体澄清？这样根本就不需要病毒所出面了。

我们宁愿相信黄燕玲的故事是误传，因为爆料人围绕黄所描绘出来的整个的叙事链条太过于跌宕离奇，每一个环节都缺乏证据。

另一篇论文遭删的事件也引发网民关注，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肖波涛日前在科学论文分享网站Research Gat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源头可能性》的报告。

报告对于海鲜市场是病毒出现源头这种说法存疑，并引述市政报告和31名居民和28位游客证词表示，蝙蝠从来不是武汉的食物来源，市场上也没有蝙蝠交易。接着内容就把来源可能指向距离海鲜市场280公尺的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根据报告摘要，这个疾病防控中心为了实验目的，在湖北省捕获了155只蝙蝠、浙江省捕450只。负责收集蝙蝠的研究人员在2017年和2019年的全国报纸和网站上都提及，他曾经遭到蝙蝠的袭击，蝙蝠的血液曾喷射在他的皮肤上。他因为知道有感染的极端危险，因此自我隔离了14天。在另一起事故中，蝙蝠尿在他的身上，他再度进行自我隔离。

如果你对以上数字感到印象深刻，就能够对我国的生物多样性有所洞察。

为什么武汉病毒所在发现了RaTG13七年之后，才宣布它的存在呢？我们知道，石正丽曾经带队在云南历时十几个月探寻野生蝙蝠搜集病毒样本，是否存在武汉病毒所已知却未公开的比RaTG13更加接近新型冠状病毒的样本呢？

去年12月份，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爆发后，我国科学家仅用一周时间就将病毒鉴定出来，之后全球各大期刊相继发表临床研究结果。但直到2月中旬，仍未有任何与死亡病例相关的尸检结果披露，原因在哪里？

为什么国内媒体关于零号病人的调查未见报道，反而是BBC在疫情扩散一个多月后进行了独家采访呢？我相信，这个调查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疫情的防控，媒体肯定已经有所动作。

还有，国家刚刚立法，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我们知道立法是追究刑事责任的一个前提条件，在疫情还是关注重点的时候火速立法，是否有其它的深意呢？

以上任何一个疑问的解答，都能让我们距离真相更近一步。

叔本华说过：所有谬误的本质都是从结论到根据。 对于不知道的事情，我无话可说。对于知道的事情，我不去和稀泥。

也许只有这样，才能稍微清醒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