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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我写林语堂？

由于课程冲突，本想好好上的近现代历史人物课一节没上。网上一搜，发现林语堂自传言简意赅、浅显易懂，故甚为符合我这“文盲”阅读。

人物简历

**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1895年生于福建漳州平和县坂仔镇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早年留学美国、德国，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林语堂于1940年和1950年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曾创办《论语》《人世间》《宇宙风》等刊物，作品包括小说《京华烟云》《啼笑皆非》。散文和杂文文集《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艺术》以及译著《东坡诗文选》《浮生六记》等。1966年定居**。1976年在香港逝世，享年80岁。

值得注意的是，林语堂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甚至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可见他早已声名远扬。

幽默大师

可是我生来便是一个伊壁鸠鲁派的信徒（享乐主义者），吃好味道的东西最能给我以无上的快乐。

林语堂散文所涉领域极广。他认为理想的散文“乃得语言自然节奏之散文，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 （见《小品文之遗绪》）从他创造性地将西方的“humour”译成“幽默”始，一直到晚年自诩为道家精神，林语堂始终保持这种谈话风的艺术范式，并以闲适幽默为格调、性灵超远为立场。

在很幼稚之时，我也自问何故要在吃饭之前祷告上帝。我的结论：我应该感谢上帝不是因其直接颁赐所食，因为我明明白白的知道我目前的一碗饭不是由自天赐，而却是由农夫额上的汗而来的；但是我却会拿人民的太平盛世感谢皇帝圣恩来作比方（那时仍在清朝），于是我的宗教问题也便解决了。按我理性思索的结果：皇帝不曾直接赐给我那碗饭的，可是因为他**全国，致令天下太平，因而物阜民康，丰衣足食。由此观之，我有饭吃也当感谢上帝了。

从这般童年的自我**解放，我同样也看出了他的阔达与轻松。

对教育制度的批判

天知道我对于知识真如饥者求食一般的，然而现代的学校制度是基于两种臆断：一是以为学生对于各门功课是毫无兴味的；次则是以为学生不能自求知识。因此课程之编排是贬低程度，专为着那些对于功课毫无兴味的学生而设。除此两弊之外，更有极端费时无益之学制，即是要学生覆书和给予积分（强要学生默记事实和番号，此皆是为便于教员发问而设的）。这都是分班的教育制度之结果，因而有非自然的考试和积分用作量度知识的工具，而教员个人对于各个学生在心灵进步各时期之个性的需要，与乎各个人之真正所得，遂完全忽略了。

大概在各学校中都有一个傻小子，如我一样聪颖，或稍逊一筹的，然而比我相信积分，而且能认真攻读课堂内的功课而为我所不能的。我相信如果我肯在功课上努力一点，便不难得到冠军，不过我不干。第一，我向来对于课程不大认真。其次，凡做甚么事我一生都不愿居第一的。这也许是由于我血液里含有道教徒原素。

《在学校的生活》一章中，他骄傲地说自己不愿拿第一，不认真对付课业便可拿哥第二，并把第一甩给那个更信封学分的“傻小子”。如此出言不逊，可看出他对旧时乃至当今的教育体制的弊端深恶痛绝。

一个小子能够紧闭其嘴唇，腾空其头脑，便称为品行优良，得甲等操行积分，而课堂中最优的学生乃是一个善于揣摩教员心理，和在考试答案中迎合教员的意思者。在**文字上，课堂中最优良的学生正是“教员腹内的扁带虫”，因为独有他晓得说教员所要他说的话，和**教员所要他**的意思。凡是离开这一道，或不合教科书的，或者是有些独立**的，皆目为异端。

划清界限，洁身自好

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于吃植物的，如牛羊及**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其一是处置观念的；其他是处置别人的。我常常钦羡我的同事们有行政和执行的奇才，他们会管别人的事，而以管别人的事为自己一生的大志。我总不感到那有甚么趣。

我羡慕一般官吏，以他们能造成几件关于别人行动的报告，及通过几许议案叫人民要做甚么，或禁止人民做甚么。他们又能够令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依时到实验室，每晨到时必要签名于簿子上，由此可令百分之七十五分三的效率增加到九十五分五。这种办法，我总觉得有点怪。个人的生命究竟对于我自己是最重要不过的。也许在本性上，如果不是在确信上，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或道家。

从这言语中，完全可以看出他对官场的嘲讽与蔑视，在他眼中，自己就是牛羊般的食草者，政客们则是鹰虎般的猛兽，专门压制别人，而他自己则觉得这毫无益处，是个“无政府注意者”。